December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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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作者:牛建波 2007-12-19
一
公元1644年 ,是中国传统六十年一甲子轮回计年习惯的甲申年。这一年也是大明王朝的崇祯十七年,清朝的顺治元年。
三百年后同是甲申的1944年,后来成为中国文坛泰斗的史学家郭沫若发表了著名的历史评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1644年的甲申之年,更多因素上是因为三百年后的这篇文章而闻名。
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顷刻土崩瓦解,辉煌的宫殿与壮丽的山河成为身后云烟。
明朝并不缺少忠臣,也不缺少治国的良臣与御敌的良将,但崇祯的凶暴与多疑、懈愎让这些忠臣良将一个个成为刀下之鬼,而幸存的人只能选择闭口不言。他本来是有机会的,本来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大明的中兴之王,但他失去了——这看来偶然,却又必然。
只是那些被枉杀的、曾经与他一起抱有中兴大明而刨肝沥胆的忠贞义士的在天之灵,会在1644年的甲申,作何感想?
二
边中送别
五载离家别路悠,
送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
何用安危任去留。
策杖只因图雪耻,
横戈原不为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
愧我边尘尚未收。
这首诗是故明蓟辽督师兼兵部尚书袁崇焕的遗作。袁崇焕,字元素,号耀如(一号自如),广东东莞人。《明史》上说他:“为人慷慨有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
“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对比中国历来的立功封侯之志,袁崇焕这首《边中送别》中的心声吐露可谓是响当当的豪言壮语。在天启六年(1626)的宁远城之上,儒生袁崇焕或许正抱着这样的豪情率领孤军与后金铁骑血战,我相信他其时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心中所激荡的唯有战死沙场的决心。他恐怕不会想到自己会在未来的数年之内成为大明帝国屹立关外不破的长城,也更不会想到中国历史会因为他的存在而增添无法名状的最深的痛!
三
由于受传统文化与传统军事思想的影响,中国历史上更推崇“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儒将。儒将难得,有儒将出现,那是国之幸事,袁崇焕是一个儒将,同时也是一个猛将。
且不说他在宁远城上指挥气定神闲,单单说他在辽东全面溃退之际单骑出关考察地形,就足以说明这个人身上的胆气。当然,这份胆量在败亡的危难之际让他在朝堂内外的声名鹊起,同时也让他在短时间内官位连升。没有这个举动,他不会站在宁远的城楼之上。没有这份胆量,他也不敢在辽东指挥官高弟下令全军撤退时毅然抗命孤军扼守宁远。
袁崇焕是儒将也是一员悍将,虽然从各方面看来他很有可能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但这个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强悍——清人称他为袁蛮子。如果说宁远之战多少有些被夸大和歪曲的话,那么之后的宁锦大战则是一场真正的血战,随后入援京师在北京城门外的战斗更是肉搏战,袁崇焕性格中的强悍直接反映在了这几场战斗中。清朝八旗铁骑无敌天下,也只有他有能力与对方硬碰硬过招而不落下风。
袁崇焕有知人用人之能。他手下有几员猛将:满桂、祖大寿与赵率教。满桂与祖大寿不说,赵率教却曾是熊廷弼手下的逃跑将军,但在袁崇焕的手下却成了猛将,最终战死在宁锦血战之中。同时,袁崇焕还是个精明的政客,虽然从政治倾向上讲靠近东林党人,但他却能在东林党与阉党之间左右逢源,并且与监军的太监能保持不错的关系,可见这人绝不缺少世故与心机。
应该说袁崇焕其时简直成了一时的中流砥柱,在任何人看来他完全有可能挽狂澜于即倒——最起码崇祯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上以他的才干,如果与大明巨大的人力物力加在一起,是极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袁崇焕此时也一定是想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因为这个原因,他觉得有必要让皇帝安心,让大明安心。所以他轻率地提出了五年复辽的大话,这为他的被杀埋下了一个伏笔。
这种责任感迫使袁崇焕可以逐渐模糊了他心中的那份世故与狡黠,于是他杀了明朝皮岛的总兵毛文龙,这个做法后来被史学家认为是错误的。因为毛文龙纵有千般不是,也不应该由袁崇焕来杀。同时,由于杀了毛文龙,造成了尚可喜、孔有德与耿精忠的投清,这三个人后来成了清朝夺取中原的最大功臣——当然,在汉人看来可能是最大的汉奸。
杀毛文龙是袁崇焕后来被杀的第二个伏笔。
在皇帝看来,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来自于异族的入侵,而是功劳过大或者权力过大的臣子。在这个原则下面,再中流的砥柱也是要杀的。袁崇焕杀毛文龙触及了崇祯的软肋,虽然崇祯当时不吭气,但心中是记上了。
袁崇焕的错误还在于他居然逼崇祯动用自己的私房钱为军队发军饷。崇祯皇帝的心胸绝对不会如唐宗宋祖那样开明。但他迫切地想做那个大明中兴之主的愿望又强迫他将这些不满与愤怒压在心底。有这样的因素,即使袁崇焕五年真正能平了辽,也未必能得善终。
而袁崇焕终究五年没有复辽,而大清的军队居然打到了北京城下,崇祯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这位皇帝此时心中一定充满了怨毒,这种怨毒是他对袁崇焕一味长期忍让的喷发。从他杀大臣的手段来看,袁崇焕让他所付出的坚忍肯定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痛苦,所以当幻想破灭(在他看来)的时候,杀掉袁崇焕,并且让他史无先例地屈辱地死去才能发泄他心中的怨毒,这种发泄,甚至会让他不顾大明的前途。
凌迟是中国古代酷刑中最残忍的一种刑罚。而凌迟的目的除了让受刑者承受痛苦之外,更大程度上恐怕是为了给围观者以强烈的心灵上震憾。
袁崇焕被处的就是这种刑罚。崇祯杀袁崇焕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年皇太极用了反间计。
“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这是程本直对袁崇焕的评价。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虽官居高位,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为国为家而亡命。这已经是一生的悲剧,而最终受刑惨死,更将这一个人的悲剧变成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永不泯灭的创伤。
四
有人将袁崇焕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冤案,那是因为他相比起岳飞以及大家很熟知的六月飞雪的窦娥来说,显得更冤。岳飞之冤不但宋高宗与秦桧知道,时人与世人都知道。所以宋高宗只能在风波亭秘密杀死岳飞父子。窦娥被冤杀,连老天都知道用六月飞雪这种奇异的天象来表达自己的愤怒。袁崇焕的被杀,天下人(至少是北京人)都认为他该杀,连明辨忠奸的老天居然也没半点表示,由此看来,袁崇焕比岳飞与窦娥冤得多。
明末清初文史大家张岱所著的明史著作《石匮书》中曾记载了袁崇焕伏刑的惨情,令人毛骨悚然。但更令人发指的是当时北京百姓都相信袁崇焕通敌,恨之入骨:“ 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
有一种传说是,从受刑犯人的身上割下来的肉可以配制疮疥药。所以,刽子手将凌迟犯人身上割下来的肉出售换钱的现象自古就有。但北京城百姓的这种举动显然不是为了那些在今天看来是属于迷信的目的。他们是发自内心地痛恨袁崇焕。
这种恨,甚至甚于中国历来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他们的恨是从何而来的呢?是因为忠君爱国吗?是因为痛恨汉奸吗?
事实恐怕不是这样的。皇太极的反间计里的一个步骤是这样的,当清军围攻北京的同时,在北京城外大肆的掠夺,并且扬言是袁崇焕将清兵引来的,而北京居民的产业恰恰大多都在京郊。还有的就是,明朝虽然奉行的是天子御敌于国门的政策,但真正北京城遇到的威胁大约只有于谦的那一次。其余的数百年间,天子脚下,王化之地,从任何一个角度上讲都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而清兵居然打到家门口,让这些本来应该安居乐业的良民居然受到了刀兵之苦,袁崇焕简直罪不容诛。
十四年后,当李自成大军兵临城下时,当年生吞袁崇焕的这些百姓,打开了城门迎接李自成入城,这姑且可以认为是因为“闯王来了不纳粮”,但仅仅几个月后,他们又同样打开了城门迎接了清兵——当然,他们也是率先留起辫子,成为大清皇帝圣容庇护下的最早的顺民。
此时,他们恐怕早已忘记了当年是曾经怀着怎样的愤恨去对待一个在他们看来通敌卖国的人。而且还极有可能会在酒足饭饱之后,口沫横飞地讲述当年刑场之上的精彩以及袁崇焕的该死。
他的确该死。袁祟焕的悲哀就在于他爱他的大明王朝,爱大明王朝的人民,而他的人民,他的大明王朝,却根本不爱他。不但不爱他,还要生吞他的血肉……所以,当他手下的将领买通狱卒给他送去用以减少受刑痛苦的鸦片时,他断然拒绝了。哀莫大于心死。肉体上的痛苦,永远也无法超越心灵上的剧痛。
这个悲剧并没有终结。袁崇焕的冤案等到了一百多年后,才由他曾经拼死抵抗过的敌人——大清帝国的皇帝乾隆下诏正式为之平反。这是悲剧上之绝妙的讽刺。
袁崇焕下狱之后,朝中奸佞之臣纷纷下书要求处死袁崇焕,而为袁崇焕请命的人则寥寥无几。其中有必要提及程本直,因为提及程本直,才多少会让人觉得在1630年的北京或者是大明王朝中有一丝正义,也多少能给我们带来一丝安慰。
程本直,一介布衣,因仰慕袁崇焕而投身军中效力。袁崇焕下狱后,他多方奔走为袁崇焕请命,代死不成后宁愿与袁崇焕同死。他遗志与袁崇焕同葬,希望在墓碑上写上:
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
袁崇焕死后,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关宁锦防线仍然存在了十四年,十四年之中,清军始终无法突破这道防线。如果不是吴三桂投清,山海关的屏障作用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
1644年的甲申,吊死煤山的崇祯不知道有没有想起过袁崇焕,我想他应该是没有想起的,因为他如果能想起,当年就不会那样做了。
大清是想起了的,因为大清编写的《明史》中是这样记载的: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1630年死去的袁崇焕,为1644年甲申上演的活剧做了一次悲壮的垫场。他的死,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悲剧,也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更大程度上是人性的悲剧。这场悲剧的思考是:所谓的正义、人性以及生命存在的意义,在历史面前都得让人重新定义。
不可否认,英雄推动了历史,但他们却无法改变历史。而站在历史血河里,这些英雄的铁骨却更让我们侧目。袁崇焕就是这样的一个英雄。他是真实而充满了悲壮色彩的。
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但仅有希望够吗?
——《历史学家茶座》 第九辑